清朝电报员发报景观（图片来源：中国电信博物馆）

此外，李鸿章办电报还抵制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电信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电信主权。有关这方面，前文已有论及，此处无需赘述。

总之，应该说，李鸿章办电报，功不可没。相当长时期里，由于李鸿章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他的诸如办电报的功绩很少或不曾被人提及。历史的功过是非，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然，也应当看到，李鸿章倡导和主持近代电报事业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主要有:一，在办电报过程中，李鸿章明显表现出一个封建政治家在近代化面前近代知识的贫乏。1882年英署公使格维纳请添设港至沪水线，李鸿章认为:“香港系英国属境，海面系各国公共之地，若欲添设水线，自无劝阻之理。”㊱他竟然把公海和领海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诸如此类的无知，使李鸿章干了一些蠢事以至错事，并导致了国家权益的丧失。二，官督商办的方式也有一些弊端。其一，管理体制上封建性十分浓厚，管理机构叠床架屋，机构臃肿，闲散人员充斥其间，既虚耗经费，又降低办事效率；其二，电报局内封建特权盛行，如规定发报“官先商后”，官报免费，而“各省官报日繁，动辄数一百言，均列头等”，商报不得不转由外国公司水线拍发，结果“使可得之利转人洋商”，影响了企业的效益。㊲其三，清政府利用“官督”二字，任意勒索“报效”。据不完全统计，从1884 年至1902年，电报局先后向清政府‘服效”142万多元，约占资本总额220 万元的64%。1885年李鸿章曾不得不承认:“溯自电报创设以来，实在功效，在官者多，在商者少”。㊳

但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该把人物和事件置于历史环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李鸿章近代知识的贫乏，这是一个时代特征的反映，在19世纪中后期，不只是李鸿章，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相比之下，恐怕李鸿章的近代知识还是较多数人丰富。关键是，中国人当时走出自己的国门太晚，中国对世界太陌生了。长时间里，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昧于世界形势，不肯放下架子向先进文明学习，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种文化的悲哀。再如官督商办问题，固然这种方式弊端不少，但许多研究者藉此而一味指斥这种经营方式也是不公正的，在当时国家财政匾乏、社会思想保守的情况下，要办电报，官督商办虽说不上是最佳的方式，但应该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要是当时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在背后运用政府的权能苦苦支撑，中国近代电信事业要在十九世纪后期取得那样大的成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历史研究者对此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

（全文完）

注释:

㊱《交通史二二政编》第五童，第5页

㊲《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第355页

㊳《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六)，第365页

㊴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