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王诤与战友们在一起（前排左起：刘寅、伍云甫、涂作潮、

童小鹏、刘少文；后排左起：王子纲、曾三、申光、王诤）

中国电子学会的创建人

20世纪50年代，无线电电子学崭露头角，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极大关注。对这一学术动态，王诤十分敏感。

此时，王诤担负着与无线电电子技术有关的多个重要部门的领导责任。他既是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主任，又兼任国家电信工业局局长、邮电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他时刻关心着我国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不失时机地捕捉有助于这个目标实现的各种新鲜事物。对于学术性群众团体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很快就洞察到了。

电子学会呼之欲出。王诤首先向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将电子学学科从电机工程学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学术团体，以便更好地团结相关的专家、学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学术技术活动，促进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把“强电”和“弱电”分开的思路符合我国国情。王诤觉得，只要注意在学术活动中加强两者的交流，既可以加速无线电电子学的迅速成长，又可促进边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创新发展。他预感到无线电电子学必将给通信事业带来如虎添翼般的作用和影响。

1956年，不同凡响的一年。周恩来总理召集数百名专家学者云集北京，亲自主持制定12年科技发展规划，王诤参与组织编制电子科学技术领域的项目、课题及其发展重点。与此同时，在思考成熟之后，他邀请30位有关各界代表人物，在北京友谊宾馆座谈，论证筹备电子学会的必要性和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代表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电信工业局（第四机械工业部前身）、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视部前身）和总参通信部的负责人与专家学者。

与会者一致赞成筹组一个学术团体，并就学会成立之后如何开展学术活动展开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气氛活跃。讨论中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学术团体的命名问题，与会者提出了各种名称，例如无线电学会、无线电电子学学会、射电学会等等。邮电部门的代表认为，这些名称都没有反映有线电通信内容，而现实是国内通信主要靠有线电。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叫“电子学学会”，以后改称“电子学会”，一直沿用至今。

当年出席讨论会的孙俊人（时任通信兵部科技部部长，后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认为，“电子学”实际上包括通信、雷达、导航、广播、电视、计算机、半导体等等好多学科或专业，同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相比，除“强电”以外，几乎是一样的。今天来说，这是个“大电子学”，只不过我们不这样称呼就是了。

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王诤不是以一个行政首长的身份出现，作为召集人，他尽量启发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最后达到统一认识，让大家作出结论。不论在何种学术会议或与专家学者讨论科技问题时，他始终一贯地抱着与专家们平等商量的态度，随时在他的工作笔记本上记录大家的意见。这说明他在学术问题和处理学术团体工作上，时刻不忘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民主办会的原则。

王诤对新鲜事物很敏感，一旦接触，便能很快抓住它的实质，中国电子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他很快抓住学术团体在促进我国科技进步，促进电信事业和电子工业建设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它的横向联系机制，去沟通科研、教育、生产、应用方面之间的密切联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