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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诤传(连载五十二)
鲁之玉 于致田 张伯义 2019-06-28 《王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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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王诤与战友们在一起(前排左起:刘寅、伍云甫、涂作潮、童小鹏、刘少文;后排左起:王子纲、曾三、中光、王诤)

创立我军战场通信理论

早在1944年,王诤就提出了我军战场通信的基本战术理论。其要点是:无线电通信,要能建立运动中不间断的联络,把无线电通信普及到营连,增大电台分布的密度,收发报机要力求轻便;建立不同兵种与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专门通信网,力求准确迅速;战场军用电话急需加强,要解决轻便被覆线和电话机随部队跟进的问题;对音响、灯光、烟火、旗语等辅助通信手段的有效运用,要加强研究;连以下的无线电台,要加速无线电话的研究和使用,要能够在步行中进行通话;注意炮兵射击口令传递和侦察小分队小型无线电话机的装备;加强无线电话传话的密语、代号、地图座标的研究和广泛使用;加强通信参谋工作,通信参谋必须学习军事战术原则,使通信技术与军事战术很好结合起来,做好战场通信保障;重点团以下单位在运动中要保障迅速、准确、不间断的指挥;团以下指挥员要亲自使用无线电话机,以提高指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王诤首创了在无线电通信中建立以后方可靠基地为依托的转报中心的方法。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依托,解放战争时期以山西临县军委后方机关为依托,抗美援朝时期以沈阳为依托,进行了可靠的转报,对保障作战指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进军西藏时,指示西南军区建立可靠的转信站。在以后的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继承了这一理论,广州、昆明军区在靠近前沿都建立了大规模的转信站和庞大的接收中心。使前沿团以上单位的电台,都在严密的监听之中,当其联络不上主台时,即进行盲发,转报中心听到后,即帮助转报。在对越作战中,统帅部在贵阳建立了大功率转报中心和庞大的接收监听中心,对师以上甚至团以上单位的电台的通信情况进行24小时监听,接收盲发电报,相机代为转报。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依托后方基地的转报组织。王诤将上述组织原则概括为“前轻后重,梯次配置,固定与移动相结合”。

1950年,王诤提请报批建立了独立、固定、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军用通信网。在修筑各级地下指挥所通信枢纽工程时,把党政军通信的需要通盘考虑,统一建设。这样一旦打起仗来,就成为党政军统一使用的通信指挥网。这一套地下固定通信网,即是战时移动部队的可靠依托,可堪称为万全之策。当年,王诤还报请批准建立海防边防有线与无线电相结合的通信网。有国就有“防”,有“防”就必须有边境上的可靠通信。这一通信网的建成,为战时的边境侦察部队和小规模的边境作战部队建立了可靠的依托。这是他战略通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1月,王诤曾对登陆战役中空军、海军的指挥通信,炮兵、装甲兵的指挥通信,部队登陆地域的通信,部队航渡中的通信,部队登陆后诸军兵种的协同通信,纵深作战的通信等,做了极为详尽的论述和规定。1955年,在进行通信兵主任集训时,王诤亲自写讲稿,对于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战役通信理论,作了详细的论述。1955年,在辽东半岛进行的方面军司令部带部分实兵的抗登陆战役演习的总结讲评中,王诤对我军战略通信理论做了科学、详细的论述。在王诤亲赴朝鲜现地全面总结朝鲜战争中通信保障的经验后,更加完善了这一理论。

王诤首创了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战略战役地幅内,建立若干固定的以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通信中心联结起来的通信网,再辅之以车载、通信中心相结合的,由战区主管通信部门负责建设和管理的通信网,以作为大兵团、高度机动作战部队的依托。野战兵团的通信装备必须灵活机动。王诤特别强调,凡进入重要战略地幅内的所有部队、后勤机关、预备队,都应以利用固定通信设备为主,完成通信保障任务。在考虑建立固定通信网时,必须把当地民用通信设施的战时动员考虑进去。王诤察看了当时辽东半岛的全部通信设施,指示沈阳军区通信部门装配了10辆通信中心车,从北京调来了24路微波接力营,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探讨试验。以实地演习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确定了主要作战方向上战略战役地幅内,应建立有若干手段齐全的通信中心相连接起来的固定通信网,作为野战部队的可靠依托,前轻后重,梯次配置,依托后方,机动灵活的战略战役地幅内战场建设中通信建设的指导原则。

王诤依据这些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建立了在通信部队中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的治军原则,制订出了由国产化到轻(重量轻)、小(体积小)、省(省电)、牢(牢靠)的半导体化、车载机动化的装备发展战略;制订了固定通信网地下化,散射、接力、卫星、战略网自动化等新技术发展方向;建立了完整的通信干部培养训练体制;建立了按战区配置的器材大修与储备仓库体制;建立了战略战役通信预备队体系等一系列我军通信兵发展建设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通信兵建设始终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