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朝实地考察

1953年9月，停战之初，王诤亲赴朝鲜，带领野战通信装备各生产厂的主要设计生产人员，实地了解装备性能和使用情况，就地修理损坏的装备，以摸清原因，设计生产出更适合作战需要的通信装备。同时，他十分重视入朝作战通信工作的总结，把用鲜血和昂贵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作为指导今后通信工作的借鉴。

至此，志愿军的主要通信装备计有：15瓦以上收发报机1931部，步话机5568部，电话单总机36000部，野战被覆线46864单程公里。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没有从国外进口1部电台、1尺被覆线。志愿军通信装备的国产化水平是：1950年入朝时，几乎没有国产装备。至1953年7月，15瓦以上收发报（信）机的国产化率达到81%，步话机为74%，电话单总机为65%，被覆线为75% 。

志愿军战时通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诤到前线各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视察，通过召集通信人员座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后，他立即召开志愿军通信干部会议并作了“关于学习志愿军通信工作经验，进一步加强我军战斗指挥”的报告，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工作经验，并提出了我军通信装备建设总的要求和设想。他指出：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同高度现代化的美军作战中的通信保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新鲜经验，创造了很多英雄模范事迹，为我国通信建设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就这些新鲜经验及其对以后通信建设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王诤将其概括为如下4个方面：

（1）志愿军通信指战员发扬我军通信工作的战斗性、顽强性，在敌人强大航空兵和炮兵猛烈火力的破坏下，保障了指挥的稳定性。不间断的指挥，要依靠不间断的通信联络来加以实现。在阵地防御的坑道作战中，通信的这种顽强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敌人占领我地面阵地，无线电话员能积极与上级联系，坚持战斗，配合兄弟部队反击;在情况极不利时，能只身坚持到最后，甚至边呼喊“向我开炮”边给我炮火指示射击目标，以牺牲自己换得大量消灭敌人的目的;在敌我反复进行的阵地争夺战中，在大规模的反击和进攻作战中，以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保障了兵种间的协同和火力支援，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2）现代战争对通信联络的时效性、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志愿军在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中，本身也获得了部分现代化装备。志愿军通信工作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化通信工具开始逐步普及到连队的过程，就是解决通信工作中技术与战术脱节问题的过程。经验证明，加强战斗部队特别是团营以下部（分）队的通信技术装备，对提高通信联络的灵活性和时效性是极其重要的。另外，在加强野战有线电通信装备的同时，更要注意加强无线电通信建设。将无线电通信设备逐步装备到战斗部队的连排，使之成为部队高度机动和诸兵种协同的基本指挥工具，这在志愿军阵地防御作战和1953年夏季金城进攻战役中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决策。

（3）通信工作已由保障单一兵种指挥提高到保障诸兵种的协同、指挥。保障现代化合成作战协同和指挥，是通信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作战中，虽已有大量炮兵和一定数量的坦克投入战斗，在朝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中也曾部署了航空兵、海军和兵力支援，并总结了组织协同通信的一些经验，但距组织现代化战争诸兵种协同通信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这有待于认真摸索研究和进一步实践。

（4）志愿军通信工作对我军通信建设的几点具体启示：

— 通信技术装备程式必须力求简化统一，使之部件可互换，性能可互通，便于组织通信网，便于组织补给，便于维护管理，便于组织训练。第一线战斗部队的通信装备要牢靠、轻便，并能解放双手。

— 坑道作战的通信经验告诉我们：在国防工程通信设计和建设时，应注意坑道口的方位选择。

— 通信部队长和通信参谋等专业人员必须是军事理论知识和通信技术知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能熟练运用现代化通信工具进行通信组织工作，并能直接组织所属通信兵的训练;所有通信人员既要有精通的通信技术，又要经过严格的战斗训练，能在各种情况下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对各级指挥员，特别是中下层指挥员，要进行必要的通信知识的教育和训练，使之熟悉并能学会直接运用通信工具，以增强指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系统地学习志愿军通信工作经验，要将之贯彻到通信部队的训练中去，运用到通信组织工作中去，使之成为推动我军通信建设的动力。”王诤以此号召结束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为中央军委通信兵部统一组织志愿军总结通信工作经验，以推动通信兵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实战依据，奠定了初步基础。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朝鲜战场，一是打后勤，一是打通信。王诤对抗美援朝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