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隐蔽战线上，有被称为“无线电双雄”的两名同志，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破译高手”曾希圣，另一位则鲜为人知，他就是神秘“红色特工”蔡叔厚了。

蔡叔厚（1898-1971）

图片来源：湖南日报

蔡叔厚，原名蔡肃侯，又名蔡绍敦，祖籍浙江诸暨，1898年出生于天津。他出身工人家庭，曾留学日本，1924年毕业回国，创办了与红色电波紧密相连的“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调入中央特科工作。他曾是腰缠万贯的“蔡老板”，也是义薄云天的“小孟尝”，更是向险逆行的“红色特工”。

01 向险逆行的“蔡老板” 

1924年，蔡叔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实业——“绍敦电机公司”。因技术好，公司收入十分可观，慢慢在上海滩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得不经常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址，以避开敌人搜捕。经人介绍，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人杨贤江夫妇搬去了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不久，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学同学夏衍从日本留学回上海，也住到了绍敦电机公司，并一住两年多。这以后，党内的一些同志经常在绍敦电机公司碰头，研究工作。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员有时也去那里聚会。

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蔡叔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渐渐从同情革命转变为立志要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有的人甚至叛变投敌。而蔡叔厚就在这时，提出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12月，经陈德辉、汪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蔡叔厚在《自传》中谈到他入党的动机时说:“我主要是对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统治的仇恨， 对于许多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义愤。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而感动，看见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 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的岗位。”

02 建立中共第一部无线电台 

1929年，全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逐渐扩大、苏区相继建立，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也开始恢复。仅仅依靠过去的水陆交通线进行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以解决同各地党组织联络困难、缓慢的问题。

早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由李强任科长，负责筹建无线电台。张沈川等被派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李强担负起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在试制过程中，为了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需要有一个内行的人 帮助。蔡叔厚是开电机公司的，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协助。1929年，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的工作。

调到中央特科后，蔡叔厚将绍敦电机公司搬到福煦路403号（现延安中路369号）。根据工作需要，他中断了同党内一般同志的来往。有时为了掩护身份，他还要装出一副消极颓唐的样子。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想要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稳脚跟。为此，他利用自己作为老板的公开身份，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经常请国民党官僚吃饭，有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这样，慢慢地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有了名气，被人称为“蔡老板”。通过这些，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党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图片来源：IT时报

为了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在绍敦电机公司二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用。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经常和几位同志去那里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护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强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年秋，中央特科在大西路福康里（现延安西路420弄9号）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设立秘密电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此诞生。

此后，依据周恩来的指示，陆续将研制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加上在战场上缴获敌军的通信设备，以此逐步建立起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部、鄂豫皖徐向前部领导的红军根据地。通过这种方式，党组织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畅通了和各地的无线电台的联系。为此，党中央对蔡叔厚的工作提出了表扬。

蔡叔厚旧居位于 长乐路611弄7号，原名永存坊，弄内共有18幢房屋，为新式里弄住宅，建于1912年，三层砖木结构。1955年—1971年，蔡叔厚曾在此居住。（图片来源：上海市徐汇区新闻办公室官方账号）

当时，蔡叔厚家和他的绍敦电机公司已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这里居留。如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叔厚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他自己平时生活很简朴，但是当党组织和同志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

1929年，蔡叔厚担任了闸北区委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实际上往往是他拿出自己的钱，捐献给党使用。因此，大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蔡遵中共指示暂避，并掩护李强等去苏联。顾顺章被处决后，蔡又回到公司，由陈赓、潘汉年直接领导，坚持特科工作。

1930年代，蔡叔厚、夏衍等在公园合影

（图片来源：文汇网）

后来，文学巨匠、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感叹：“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 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03 “红色特工”含冤逝世 

1932年，蔡叔厚调共产国际东方组工作，成为著名的“佐尔格小组”的一名红色国际特工。他想方设法获取国民党部署第三次反共"围剿"的战略情报，并按月秘密拍摄国民党兵工署绝密文件，从1932年到1935年从未间断。日本战争图谋日益明显后，蔡叔厚毅然前往日本，同在东京的同志接上关系，打通情报渠道。中国组的领导赞扬说：“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1935年初，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但因其所在中国组负责人不幸被捕，要处理善后事宜而未能成行。其时，电机公司迁址，并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次年初，因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组织被破坏，蔡与组织失去联系。

此后，蔡叔厚虽与刘少文、潘汉年建立工作联系，但后来方知因长期未接组织关系，竟作为党外人士对待。在此期间，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曾保存过方志敏烈士遗稿，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帮助阳翰笙、于伶创办昆仑电影公司。解放前夕，利用社会关系，活动于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保释了一批进步人士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叔厚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多次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但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一直未获解决，以民主人士身份，历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机械局、机电一局副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为"特嫌"，为"中央专案组"立案逮捕。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为其平反昭雪。1983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其党籍。

革命低潮时，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危险逼近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守敌后阵地。在浓重的白色恐怖中，他凭着共产党员的忠勇赤诚，坚定战斗。让我们深切缅怀蔡叔厚——一位逆风而行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