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电报机

《清史稿·电报》

作为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电报约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而天津在其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列强纷纷给清政府“上课” 

电报技术是人类文明的符号，但在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年代，却成为西方强国对外侵略的工具。中国是其远东的最大市场，列强手握“电报”，或“请设”，或强设，或私设，轮番给清政府“上课”。

1830年，“有西人雪林携指针电报机来华，时风气未开，无人硏求。”这应是目前所见电报入境中国的最早记载。1860年，法国钦差葛罗在京向恭亲王奕訢进送电报图书一份，这是西方国家向清政府表达引进电报技术的最早尝试，被恭亲王以“无用”相却。

还是1860年，沙皇俄国伸出魔爪，将中国外兴安岭及乌苏里以东之地扩入其版图。为利用电报通信手段对此辽阔地域进行管理，先自架设直穿俄境的电报线，将及中俄边境的恰克图。1861年，为入侵中国内地，俄国向清政府提出，由其出资架设京津电线，被拒绝。经不住俄国人的再三纠缠，转年2月，总理衙门许予俄国在中国优先架线的权力。俄国即刻将其电线架设迅速推进，1863年到达中俄边境恰克图。1864年，俄国欲安设恰克图到北京的电报线，并派技师来华，在俄国公使馆里架设发报机器，邀请清政府王公大臣前往观看，被婉拒。

英国闻知俄国架线至中俄边境，亦加入争夺行列。1863年7月，英使卜鲁士照会总理衙门，借口应英国商民之请，提出由恰克图经京城至海口安设电线，遭到拒绝。1865年2月，“上海英国领事巴夏礼请由川沙厅海边设立电报到上海，被江苏巡抚李鸿章督同海关道，以沿途居民难代保护，力拒之。”6月，英国商行利富洋行在不知照地方官的情况下，擅自在川沙至上海等处竖立木杆架设电报线，被当地乡民连夜拆毁。利富洋行要求严惩乡民并赔偿损失，遭江海关道丁日昌严词拒绝。

1864年，福州海关税务司美里登曾经擅自勘测地形，奏请从福州南台河边到罗星塔架设电线以通消息，被当地通商委员婉言劝阻。

1867年，美国人玛高温拟在中国设立海底电线两条：一由上海至香港，一由上海至天津，呈请英领事照会上海道并谎称“已商榷中国政府，函复照办”，理所当然地被拒绝。

1868年，俄国以提供无偿资金支持为诱饵，请设恰克图——蒙古——张家口——天津电线，被总理衙门回绝。

1872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施智文暗接电报线，被当地政府发现并禁止。1873 年施智文故技重演，并狡辩说：“厦门前往福州的电报……对当地的风水、老百姓的住房、田地毫无妨碍。”地方官员不为所惑，将其所设木桩一一拆除。

面对列强在各地不停地“请设”与私设，总理衙门越来越感觉到难以阻止。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对新事物的恐惧与无知，加上电报产业自身的军事性容易成为列强侵略的工具，等等，更增加了政府高层的疑惧。于是，从1865年初春开始，总理衙门就曾密函通饬全国各地将军、督抚大员，如果列强要求在各地架设电报线，一定要“力为设法阻止”。

中国第一封电报诞生 

对于清政府“力为设法阻止”的密函，各地方大员积极响应。在几乎一片阻止、拒绝声中，一个不同的声音来自江苏巡抚李鸿章。他在表示按照朝廷要求，“随时设法严禁，决不稍有松动”的同时，于1865年3月14日，致函提醒总理衙门，设铜线、开铁路二事于商人最有利益。“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仿照洋人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无奈这一独到见解，并未引起当局重视。

自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李鸿章主持北方洋务、筹议海防，奔波于天津、保定、京城之间，切身感受到驿递通信的掣肘，试图以增加驿马、提高驿银来改变之，未能如愿。1876年8月，李鸿章致信同僚，对包括邮政、电报在内的诸洋务不为政府重视，表示担忧：“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1877年3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奏准在台湾修建电报线，计长95华里。就此，李鸿章致函丁日昌认为，乘俄、日尚未犯中国之际，“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得尺得寸，亦可大可久之计也”。此事虽因丁日昌经诏准赏假三月回原籍就医而中止，但李鸿章将此举与中国富强联系起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丁日昌举办铁路、电线、煤矿诸要政，乃“开中国未有之事，留万古不朽之名，此大丈夫得志于时者之所为”。“台城至旗后电线、铁路及浚口等事，非大才复出，断难图成，失此机会，良为可惜。”

建议总理衙门自建不成，丁巡抚壮志未酬，李鸿章只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牛刀小试：1877年6月15日，他在天津架设了一条直隶总督行馆（今东北角书店后身）到天津机器东局（今贾家沽）16华里的电报线。6月27日，“这条电报线第一次发电，电文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电报线和发出最早的一封电文。”（刘海波  郭丽编著：《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此举为中国电报建设开启了风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此，李鸿章难抑激动之心情，很快写信告知好友。先告刘仲良中丞：“日来由东局至敝署电线置妥，仅费数百金，通信立刻往复，即用局内学生司之，神奇可诧，各使均相道贺。”接着复函丁日昌：“昨将东局至敝署十六里内试设电线，需费数百元，使闽、粤学生司其事，能用浅俗英语及翻出华文，立刻往复通信，洵属奇捷。”

为便于及时获知保定的消息，不至时时往返津保两地，随后李鸿章修建了至保定的电报线。

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 

李鸿章在天津试设电报成功，但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1879年两件外交大事，凸显了电报通信的重要，倒逼清廷终于不再犹豫。

其一，1879年3月，日本吞并琉球，中日交战风起云涌，战事吃紧。军事战争的输与赢，信息传递是关键。于是，当年四月，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间建成津沽电报线，指挥作战，以电报通军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

其二，1879年10月，崇厚作为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收回伊犁一事，对俄让步过多，并擅自签约，致西北大片领土和重要权益一朝丧失。消息传来，朝野哗然，清廷宣布“条约”无效。俄国据此增兵中亚，战争一触即发。疲于应付的清廷，深感消息阻隔带来的不便，急切希望架设电线。

李鸿章不失时机，于1880年9月16日上《请设南北洋电报片》，提出创办津沪电报线的主张，并全面阐述设立电报为军事防务之必需：“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两天之后，奉上谕：“李鸿章奏南北洋请设电报等语……即着妥速筹办，并着两江总督、江苏、山东各巡抚，漕运总督饬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云云。

半月之后，即1880年10月，李鸿章一面于天津设立电报学堂，由丹麦招雇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打报工作等事，购备各项机器料物”，一面在天津东门内问津行馆成立中国第一家官办电报局——津沪电报总局，“遴派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于1881年4月开始，从天津、上海两端同时立杆架线。天津以紫竹林为起点，上海则从南京路开始，两端在山东境内会合。津沪电报线，从紫竹林出发，东至大沽口沿运河南下，经临清、济宁、清江浦（今淮阴市），跨长江，越镇江、苏州抵上海，全长3075华里，于1881年12月28日全线竣工，并正式开放营业，收发公私电报。机构设置，“自总局外，紫竹林、临清州、济宁府、清江浦、镇江府、苏州省、上海县共立七分局，即共总分八局，每局各延洋人一名总司报务。”工程共斥资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两六钱八分六厘零四丝四忽六微，较经清廷批准的十九万两银的预算还有盈余。

1881年2月、3月，紫竹林电报局和天津官电局相继成立。据统计，开局后的第一个月，即1882年1月，天津至上海的电报业务量为6769份（含大沽26份），其中发报3235份，收报3534份。津沪电报线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电报通信时代的到来。《津门杂记》有咏电报诗：“消息灵通异等闲，巧凭电线露机关，不须山海嫌修阻，千里音书一瞬还。”

电报通信的大力推广 

津沪电报线的建成，不仅仅是“南北官报、商报瞬息可通，成效立见”，更重要的是，抵制、阻止了部分洋人在中国设立电报的企图。先是“英使格维讷旋执同治九年总理衙门已允成案，请由英商添设自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各口海线”，李鸿章“令盛宣怀设法抵制，绝其觊觎，并去丹（麦）国已设上海至吴淞陆线、英国已设之九龙陆线，坚明约束”。接着，他“又奏设上海至浙、闽达广州陆线，并接至香港，自行设局，不使港线侵入粤境，英线进入福州。于是沿海各省电报使（始）得自主，权利不致外散。”

津沪电报运行一年多，清政府切实感受到了电报通信的优势。于是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等人乘势而上，纷纷上奏推广。左宗棠奏设长江电线，以通武汉；张树声奏设广西电线，以达龙州；李鸿章则将津沪电报线向东展至山海关、至旅顺，向北达通州，向南由济宁至烟台，等等。经过各方努力，1883年，苏、浙、闽、粤各省沿海电报线全部贯通，使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可迅速贯通消息；1884年，在左宗棠、郑观应等人推动下，自镇江至汉口长达800多公里的长江线建成。这样，中国创办电报初期两纵一横三条长途干线的格局形成。

1884年，法越多事，海防吃紧，天津北塘口东出山海关，分达营口、旅顺并奉天、凤凰城等处，均系沿海沿边扼要之区，防营环列袤延数千里，架设电报线成为当务之急。然此项线路仅营口一处略有商报，其余皆系军报，商股难招。为此，李鸿章将天津至北塘口的商线改为官线，以通军报，并由北洋防务经费项下拨款，添设山海关一路电线。1885年5月，李鸿章具奏于天津设立北洋电报总局，奉旨依议。该总局创办以后，接续经营，周环渤海，直达朝鲜，设线3000余里，“内而调度防军，外而保护藩属，呼应灵捷，若在户庭”，对军国要政大有裨益。

1885年9月23日，李鸿章奏《创办电报请奖折》，再次强调电报为军事防务之必需：“适值法人启衅，沿海戒严，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朝鲜两次内乱，遣兵保护，克日奏功，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也。其京外一切要政及与出使大臣往来问答，莫不朝发夕至，海外直若户庭。”“假令沿途口岸皆为英、丹海线所占，则有事之际或竟为敌人所用，或守局外例，凡我密电不代传递，事机必滞，贻误必多。”

如前所述，1880年10月，津沪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总领津沪电线架设。“天津总局在东门内路南，即问津行馆旧址，又呼杨家花园”。初期，李鸿章委任郑藻如、盛宣怀、刘含芳三人为电报总局总办，综揽局务。1881年3月郑藻如奉命出使美、日、秘等国，刘含芳亦于1882年辞差，电报经营事务遂由盛宣怀一人总揽。盛宣怀时为天津河间兵备道，出身李鸿章幕府，究心于经世之学，署天津道之前历办开矿、轮船招商局等洋务，显示出卓越的经营头脑与办事能力，深得李鸿章赏识。

津沪电报线延展京城 

就在李鸿章等人埋杆架线、兴办津沪电报线的同时，朝廷中握有重权的顽固保守势力却强烈地鄙夷、排斥电报，称其为奇技淫巧，变乱风俗，破坏风水，不准进京。因此，南、北两洋通电报后，举凡国外发给清廷的电报，无论其多紧急，均被拒之“京”外，须落地上海后先转天津，抄收装封后再交由津京骑差邮路送往北京。

此事相当滑稽：外洋电报由上海转天津，1500余公里，“瞬息往还”之事；但由天津至京城，区区100多公里，却需十几个小时！1883年中法关系紧张，法国在越南边境修建电报海线，由西贡至海防、河内等处，直通香港，咄咄逼人。在边疆危机的压力下，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要求将天津电报线路延展京城。

电报进京，牵涉步军统领衙门、户部、都察院、顺天府、内务府、奉宸苑等诸多衙门。李鸿章深知 “神京为中外所归向，发号施令需用倍切。”但他又不能不忌惮朝中保守势力的权势威胁，故于创办电报之初，暂从天津设起。总理衙门要求电报进京，却没有请来谕旨。权衡之下，李鸿章只能先将电报局展至通州。

当时，李鸿章正在上海为母亲守制，其职务由张树声代理。1883年5月12日，李鸿章电饬张树声：派人勘察天津至通州线路，在通州城内选定公所设置电报设备；选派天津紫竹林电报分局王继善担任通州电报局局长；由盛宣怀与外商洽谈，订购电线设备，6月20日前运到天津。5月16日，张树声派直隶州知州负责，县丞协同，率领洋匠、学生勘察线路，测量距离、核计杆数……历时一个月，准备工作就绪。

1883年6月14日，李鸿章上《接设津通电线折》，3日后准奏。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通州电报局8月18日开局。此举固然结束了津京间邮、电接力传递电报的历史，但通州抄收的电报仍需由邮政骑差驰递一个小时方达京师，“殊失电音妙用”。为此，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多次往返函商，1884年7月12日，由总理衙门上奏，将通州电局移设京城，很快准奏。

尽管是奉旨行事，但如何实施颇费周折。通州至北京城外一段，栽杆架线，相对不难。但欲进入城内，再遭权贵中保守势力反对。不得已，李鸿章、盛宣怀等反复筹商，决定设内、外城两个电报局。

1884年8月5日，通州至京城的电报线路开始施工。按既定规划，外城为商电局，选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于8月22日建成开局；内城为官电局，设在离总理衙门较近的崇文门内泡子河以西关帝庙（吕公堂）。经过一番周折，为避挖沟埋线的种种弊端，内城七百余丈，由原拟的地下电缆改用顶细钢线，立红漆木杆二十余根悬线于上，至8月30日建成开局。

经过李鸿章、盛宣怀等人3年多的努力，电报线终于进入清政府政治中心——北京城。这意味着面对时代的发展，皇权的权威亦不得不做出让步。

中国电报的官督商办 

中国电报局的发生发展，大体历经官办——官督商办——商股官办——收归国有四个阶段，其中官督商办时间最长，约有20年。

清政府在架设电报线之初，均为官办。津沪电报线建成，原指望能从其业务收入中偿还垫资的军饷，没料到一上手就入不敷出。据统计，津沪电报线从1881年12月28日到1882年3月，报费总收入仅6000两，而支出高达19000两。

为摆脱窘境，清政府决定“借股商之力，以赴公家之急”，将电报局的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即由官府衙门监督控制，由商人集资入股主办，以股份制形式管理经营。

其实，李鸿章于1880年请设南北洋电报时便已提议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津沪电报线动工之前，总办盛宣怀等拟订《电报总局招股简明章程十条》《电报局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将李鸿章等关于“官督商办”的设想落实为具体细则，于1881年1月经李修改后实行。关于“官督商办”的缘由及意义，“大略章程”写道：“中国兴造电线，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次之……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此后李鸿章更明确约定“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

按预定方案，1882年4月18日起，天津紫竹林电报局与上海电报局招集商股，正式改为官督商办，时称商电局。改革后成效很快显现：“中国电局自官督商办以来，渐有起色，闻上海每日发报有七八十号之多，惟苏州稍次，每日亦多至三十余号云。” “紫竹林和大沽电报局……1882年仅8月一月就收报费1300余元”，大大超过预期。电报局收入的增加为其招股奠定了基础，“其股份票不胫而驰”，不到一月股票市价上升15％，“已挂号而不得票者”大有人在。

随着津沪电报总局的成立，中国电报管理体制初创：清政府总理衙门下设电政总办，受北洋大臣节制。天津设电报总局，沿线设分局，任命南、北两个督造电线工程委员，负责津沪电报线路全线工程。1884年春，津沪电报总局从天津迁至上海，改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盛宣怀任总办。1885年5月，李鸿章具奏于天津设立北洋电报总局，奉旨依议，遂在原津沪电报总局旧址设立，首任总办为佘昌宇。

此后几年，经过官、商之间的几次利益调整，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电报业的快速发展。至1889年，中国电报线“已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闽、两广；缘江而上，至皖、鄂，入川、黔，以达云南之极边，东与桂边相接；腹地旁推交通，几于无省不有；即隔海之台湾，属国之朝鲜，亦皆遍设”。1890年，陕甘电报线架成，西端达嘉峪关，计2900余里。中国电报线可谓四通八达，覆盖全国。

晚清电报的开通，促进了中国通信业的近代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回顾其历史足迹，不难发现，津沪电报线的创建，推动了“官督商办”体制的建立，是晚清电报历史的一大转折点。此后，官、商之间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互动、调整，使电报在走走停停、分分合合中走向全国。

原载《今晚报》2021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