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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红色基因 再谱通信华章
张超文 李佳鹏 孙韶华 郭倩 王阳 2021-07-19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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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信息通信业的变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从通信业一穷二白起步到发展成信息通信大国,映照出坚持自主创新引领,从1G空白到5G领跑的跨越,映照出服务人民、惠及百姓的初心坚守,更映照出新业态活力迸发、新动能加速释放,在通向网络强国征程上的大步前行。

溯源“半部电台” 红色通信成就革命伟业

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着一部电台,确切地说它是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尽管电台开关和调节旋钮锈迹斑斑,变压器、线圈等零件布满尘垢,但它却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部电台。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正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的。

1930年12月底,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并缴获了18师的电台。在清理战利品时,电台里发报用的电子管被弄坏了,只剩下了收报部分,但对红军部队来说,这“半部电台”依然极其珍贵。

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1931年,蒋介石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由于当时红军的通信装备多给外界以较为落后的印象,国民党发报员便肆无忌惮地使用明码联络。

可敌人万万想不到,红军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在这次作战中,红军靠着电台听到了敌军的行动方案,毛泽东、朱德依据情报周密部署,在观音崖、九寸岭布下天罗地网,红军似神兵天降,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捷报频频传来,电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半部电台”起步的红色通信,在保卫红色政权、助力党中央指挥全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1年9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电波桥梁。

正是红军电台网络的发展,把分散在各地的一个个根据地连在了一起。“20世纪20年代,刚刚成熟的无线电短波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战争。刚刚开始独立自主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发现并牢牢抓住了机遇,结合实际提升应用能力,在掌握通信规律、技术技能、组织能力上超越了对手。”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在红色通信发展壮大的烽火岁月中,我国通信工业的雏形也逐渐孕育形成。抗日战争初期,通信器材严重匮乏,彼时日伪政权对解放区、敌后根据地采取“囚笼”政策。在党的领导下,红色通信克服外界封锁、资源紧张、人手不足等一个又一个实际困难,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制造体系。

1938年6月,军委三局延安通信材料厂在“一张白纸”上正式成立。建厂初期,全厂加起来不到30人,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一台,没有图纸、没有精密的加工设备,甚至没有生产材料。曾任共和国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在《军委三局主要任务》中回忆道:“那时前方打下一架敌机,飞机的铝皮就成了我们制造通信器材最宝贵的材料;搞到一点胶木板,就用来做绝缘材料。虽然各种原材料很缺乏,但大家群策群力,生产中精益求精,做出来的机器,一样能够保证通信需要。”

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信念,共产党人实现了全军通信器材的自给自足。到1938年年底,延安通信材料厂元器件自给率达到40%,两年后达到70%。全军电台数到抗战结束前夕达到700部,比抗战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还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多种元器件,甚至研制出了技术领先的波段开关。

追溯历史,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思想——关于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的建议,这里所说的“交通”含义主要是指通信。会后中央立即下发了三号文件,组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各区域的、以秘密通信为主要任务的红色交通网。

1930年,长沙战役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在现代战争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必须缩小与敌人通信手段的差距,靠军号、靠骑马送信很难对付拥有电波通信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在给中央写的长沙战役总结报告和向部队下达的命令中最早鲜明地提出:红军必须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

1949年,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战线和各根据地解放区通信战线的通信人,满怀激情、日夜奔忙,支援大军、接收新区,护局抢修、恢复通信。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新中国要努力“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至此掀开了共和国通信事业的新篇章。

“回首1921年至1949年,在我们党的事业克服重重困难走向成功的历程中,红色通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表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书写壮丽诗篇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依托红色通信成就革命事业的宝贵经验。

艰苦创业 通达全国通信网初步建立

全国电话用户总数21.8万户,电话普及率仅0.05部/每百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信业发展的基础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唯有奋发图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第一代通信干线网络艰苦创业的大幕拉开。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仅有的一些电信设施大都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除华东、中南、东北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干线电信设施,边远地区的省会城市大多仅能靠无线电报联系。

为了适应全国经济恢复发展的急需,1950年年初,首次全国电信会议和全国长途干线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了1950年全国电信建设目标——建设北京通信中心,并建成通往沈阳、上海、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中心的电信干线;开通七大区中心间的直达电路;建设北京至莫斯科间的中苏国际长途线路;建设北京国际电台,适应国际通信和对外广播的需要等。

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和资金严重不足,邮电部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其中,建成第一代架空干线国网,仅用了8个月时间。

1950年3月,邮电部下达了全国长途明线建设工程计划,并迅速组成了7个国内工程总队和东北国际工程总队。随之,32个工程队、1500多名线务施工人员和3000多名民工的建设队伍组建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新中国通信建设的第一场会战。

长线工程的野外施工受地形、地质及气候影响很大。1950年雨水多,京沪、京汉、京沈、津浦沿线不少地段河水泛滥,施工人员为了保证工期,站在水中打洞立杆。西部地区杂石路面多,挖埋杆难度很大,仅陕西双石铺到南郑100公里左右的路段,施工人员就打了900多个石洞。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北京至各大区中心、各大区中心至大部分省会及重要城市的架空明线陆续建成,北京至各大区和大部分省会城市的有线载波电话和全国有线电报网开通。全国电报业务由原来80%靠无线电路传递,变成了80%通过有线电路安全传递。

这并非个例。在神州大地上,党领导下的通信事业谱写了一篇篇值得铭记的创业故事:1950年12月12日,我国第一条有线国际电话电路——北京至莫斯科电话电路开通。1951年,基本建成以明线为主的电信传输网。“一五”期间,我国初步建成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大城市的通信网,保证了国家重点通信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组成了省间、省、县间、县四级辐射的公众电报网,大量较为先进的电信设备建设投产。新中国成立十年间的电信发展超过了旧中国的总和。

尽管条件艰苦,通信事业始终肩负着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大局的使命。随着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大规模启动,工矿通信成为地方通信需求的重点。邮电部在积极推进各地市话电信发展的同时,组织力量积极配合国防通信、支援国家重点工程。

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说,一大批通信人不怕艰苦、以苦为荣,在长期坚守岗位的苦干中凝聚形成的奋斗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通信人。

1964年,邮电部组织“6401”工程会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研制的电缆和微波通信设备。

就在同一时期,通信行业新的管理体制确立起来——邮电系统内实行部、省、县三级管理。在运营上,实行机构紧缩、加强管理;在设备生产上,保留了19家骨干企业,列为部属工厂,由新组建的工业局统一管理,形成了邮电工业体系。经过积极的调整,到1964年,全行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建设大通路电缆载波和主要城市间的长途自动直拨线路。1975年,自行研究设计的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设备通过国家鉴定开始量产。1976年,我国在掌握大容量模拟传输技术方面迎来飞跃,自行研制的第一条大容量传输系统——180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在京、沪、杭间建成投产。此后,960路微波中继系统和438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相继建成投产。

卫星通信技术的探索也在这一时期展开。随着北京、上海两座地面卫星地球站的建成,我国通过太平洋、印度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与美、澳、欧、亚、非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卫星直达电路,具备了可传送60路电话和一路彩色电视的能力。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通信事业的艰苦创业印证了经济社会的巨变。回忆起这段创业之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说,经历近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通信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张通达全国的通信网,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信大跨越 固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1980年中国每百人平均拥有电话不到半部,普及率不到世界平均普及率的十分之一,到2002年中国电话用户总数超过两亿户,电话网总体规模和用户总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中国通信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中发轫,迎来腾飞发展的大跨越。

回忆改革开放初期通信业情形,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历历在目:“那个时候电话基本是单位公用,有的工厂连厂长办公室都不一定有,只有传达室有一部。”

当时的中国,全国电话用户193万户,电话普及率0.4部/百人。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流行着这样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经济要把交通通信放在首要位置”“要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1979年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确立了以通信为中心的邮电发展方针,纠正了“邮电是专政工具”的错误认识,提出了“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

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邮电部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通信建设为中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使各方对通信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通信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是国民经济的先行性产业。观念的转变为我国通信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说。

但新的问题又摆在眼前——国际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程控交换的时代,我国通信设备落后好几代,应从哪里打开加快发展的“突破口”?

破解“打电话难”成为起笔。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第一次开通了万门程控电话,当时我国多数县级以下地区还是人工交换机,国产纵横制设备才刚刚开始产业化。是按部就班还是一步到位上程控?时任邮电部部长文敏生调研了几个省,跑了30多家单位。当他来到福州,走进从富士通引进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机房时,亲身感受到了新技术让打电话通得快、音质好。

很快,邮电部在全国推广福建模式,快速解放了电话生产力。1997年8月26日,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县以上城市全部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国家公用电信网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突破一亿门。从1998年到2002年,通信业乘胜追击,发展电话,实现了向世界第一大电话网的跨越,成为世界上电话最多的国家。

在程控电话势如破竹发展的同时,光通信和移动通信等领域技术突破创新,实现从空白到领先的跨越。1994年5月,《全国邮电“九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建成“八纵八横”、覆盖全国省会城市和重点地区、联通世界的光缆传输骨干网。南沿海光缆、北沿海光缆、郑西成光缆、大东北光缆、西兰乌光缆、兰西拉光缆……在千里戈壁,在十万大山,在世界屋脊,大规模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98年底,总长7万多公里、覆盖神州大地的“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络正式竣工。电信骨干网跨越铜线阶段,一步到位迈入光通信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通信干线紧张局面。“这一光缆网络到现在都是世界先进的,不仅从根本上缓解了通信干线的紧张,也为21世纪中国互联网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武锁宁说。

这一时期,进入到起飞阶段的中国通信业迎来了多个“第一次”。1985年,邮电业务总量增长率第一次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1987年9月14日,从北京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中国对互联网世界的第一声问候。1987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模拟移动电话在广州拨出,简短的一句“喂~喂~能听见吗~”,令在场的每一个人热血沸腾……

与此同时,电信体制改革大幕也逐渐开启。为适应国家整体改革形势的需要,邮电通信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步骤。1998年信息产业部挂牌成立,此后,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涉及上百万邮电职工和上万亿资产的剥离重组工作在短短两三年内完成,改革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让市场呈现出勃勃生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电信事业完成了从落后到先进的巨大转变,行业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并为我国创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杨培芳说。

技术赋能 移动互联惠及千行百业

通信基础设施从落后到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移动通信技术从1G空白到5G领跑世界;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核心专利申请量逐年升高,越来越多的标准开始说“中国话”……建党百年以来,通信业折射着我国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坚定步伐。

“其多列其多列,上山坡去拣竹叶,带上长刀砍竹筒,其多列其多列……”在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一堂音乐课上,30余名小学生正在学习云南哈尼族著名民歌《其多列》。

通过屏幕一起合唱和参与互动的,还有三沙市永兴学校的9名学生。高可靠、低时延的5G技术,打破海口与三沙650公里的空间界限,破解海岛教育资源难题,让两地小学生共学共唱一首歌。

这仅仅是我国5G技术加快发展,赋能千行百业的一个缩影。建党百年以来,随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移动通信经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崛起历程,为移动互联网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光进铜退”工程、“网络提速降费”等政策实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

如今,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语音不掉线、视频不卡顿、办公不耽搁;在青岛港,一艘艘巨轮载满货物行驶在航道上,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就可以远程控制集装箱装卸理货;在山西,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井下500米生产现场,5G+工业互联网的连接让掘进机、采煤机具备了实时远程操控功能,工作人员可以远离井下高温、高湿、高粉尘等恶劣的工作环境,远程对爆破、采掘、传输全过程高清监测与控制……

可以说,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在广大乡村,电信普遍服务更是造福了亿万农民。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贡尼顶新村83岁的藏族老人,“刷”起手机短视频;四川大凉山海拔1600米的“悬崖村”村民,搞起电商直播……田间地头、村里街道,都能连接到4G网络。农民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网络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开通光纤宽带和4G网络,大大促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扶贫、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应用加速普及,惠及广大农民。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双双超过99%,有力支撑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百年来,通信业务推陈出新、通信方式不断变迁;通信技术迎头赶超、通信能力持续提升,通信业的高速发展成为祖国经济腾飞的基石。”在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看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大渐强,中国通信业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源自中国共产党对网络强国战略的科学引领,源自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推进。

百年发展,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容量成倍扩张。目前已建成包括光纤、卫星、移动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到2020年末,光缆线路长度已由1997年的55.7万公里增至5169万公里,年均增长21.8%;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由2003年的1802.3万个增至9.46亿个,年均增长26.2%。

网络建设量质齐升。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全国所有地级市建成光网城市,光纤用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例超过94%,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接近九成。4G基站规模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建成5G基站84.7万个。截至今年5月末,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08亿户,其中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3.35亿户。

“十三五”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实施网络提速降费专项行动,先后取消了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流量“漫游”费,推出“流量当月不清零”“宽带提速不提价”等举措,并针对低收入和老年群体需求设计了资费方案。提速降费、优化覆盖,使网络服务“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提高了人民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的获得感。

当前,网络强国建设再奏强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再次被提到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赋予了信息通信业新的历史使命。

“回望百年,我国信息通信业走过了一条艰辛又精彩的自主创新之路。”武锁宁说,历史启迪未来,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在全球信息通信的战略核心地带拥有更多话语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强劲动力。

继往开来,再续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牵引下,中国将以更前沿的技术创新、更丰富的产业应用、更开放的姿态,努力迈向网络强国,开拓更加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原载《经济参考报》2021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