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天，也是上海电信业浴火重生的日子。在上海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本刊特约红色通信史专家武锁宁实地调研采访，为本版撰写了这组文章，全方位地再现上海解放前后，红色通信战线的一批骨干进入上海，把红色通信基因深深植入上海电信业、并得到代代相传的故事和风貌。

红色基因 造就当代电信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在继续做好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通信保障的同时，来自第三野战军红色通信战线的数百名骨干，在第三野战军通信联络分局局长曹丹辉的率领下，对中国最大城市的、也是当时全国网络规模最大的上海电信业，展开了有序的接管工作。从而把宝贵的红色通信的基因深深植入了上海电信业，实现了红色通信事业在上海的薪火传承。

主力阵容 接管电信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军委对电信接管工作高度重视，第三野战军通信联络分局的5位局领导中就有4位进入了电信行业。其中，曹丹辉、黄荣、黄萍三位正副局长都参加了上海电信接管工作，曹丹辉局长亲自兼任了上海电信接管指挥处处长。

曹丹辉，1929年参加红军，是红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报务员中的佼佼者。由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何应钦的324个字作战命令，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立了“头功”，受到上级亲切接见和奖励。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无线电大队长、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通信联络分局局长，成为红色通信一线的睿智领军者。

渡江战役前，他就选调了300多名骨干，组成 “南下干部营”，一边打仗、一边学习。渡江后，又在江苏丹阳，进行了一个月集中培训。组织大家系统地学习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和守则，并听取来自上海通信业中的“地下党”骨干的情况介绍，研究制定了稳妥的接管方案。

红色种子 植入企业

接到进城命令后，一百多位电信接管人员立即分赴上海电信企业展开接管工作。

28日，军代表力一、刘化乡率领许志尧、兀会川、张凤翔、刘嘉文等47名军管人员迅速进驻位于沙逊大厦的上海国际电台总部，在原技术负责人卢宗澄的配合下，很快完成了交接工作。经“地下党”工作，在战火中保护完好的真如国际无线电发讯台立即恢复通信，并向全世界发出了“上海解放”的新闻。

同日，军代表黄萍、李临川带领23名军管成员进驻上海电信局。当天上午，在局办公室分别约见原局长郁秉坚、副局长孙洪钧和局中层主管人员，宣传军管会的接管政策，商量了接管程序。

方案报请上海电信接管处领导批准后，29日下午一时半，在局会议室召开全体军代表和原电信局各级主管以及职工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海电信接管指挥处副处长、军代表黄萍发表讲话，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接管政策和接管上海电信局的方针。军代表李临川宣读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全文、宣布将原交通部上海电信局更名为上海电信局，并就军事管制期间上海电信局的日常工作、制度变更、工作计划、人事调动、对外联系等事宜作出规定。要求将局产及电信局的设备登记簿、营收统计报表、报话资料等，一周内造册报送。

原局长郁秉坚不久请辞局长职务，专司此前就兼任的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主任工作，获批后正式向军代表李临川、原副局长孙洪钧签交清册。 

紧接着，在营长李临川带领下，“南下干部营”的郭隆辉、常思明、刘雪清、后弈斋等二十多位军管人员，像革命的火种一样撒入上海电信局所属的上海市话局、上海电报局等生产一线，广泛联系群众、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电信局地下党员和原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李白精神 深入灵魂

1949年8月1日，军管结束。在上海电信接管指挥处基础上创建了华东电信管理局，曹丹辉任局长，黄荣、黄萍任副局长。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转战大西南，华东局派副局长黄萍就率队赶往南京接手了此前由二野接管的江苏省电信工作，担任江苏邮电管理局首任局长；李临川先赶到无锡接手苏南电信指挥部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半年后又赶赴安徽，主持皖南、皖北电信指挥部合并工作，担任了安徽省邮电管理局首任局长。

黄萍、李临川调离后，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黄荣正式兼任了上海电信局局长。11月黄荣调任广西交通部部长兼邮电管理局局长后，“南下干部营”骨干郭隆辉接任上海电信局局长。

说来也巧，黄荣、郭隆辉和《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李白，是长征时一同翻越夹金山的亲密战友。1935年6月14日，红五军团翻越夹金山那天，遭遇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到山顶时，狂风卷着雪碴像尖刀一样打在战士的脸上。尽管配属在红五军团的无线电3分队，前一天在政委李白的组织下做了充分准备，还从老乡家买来了辣椒和生姜，煎水喝了御寒，还是难以抵御大风雪的袭扰。

负责挑运收发报机的运输员老赵一不小心，滑向了一丈多深的雪坑，政委李白为拉住老赵也滑了下去。分队长周维和报务主任黄荣、报务员郭隆辉赶紧把绑腿解下结成绳子，费了好大劲才七手八脚把电台设备和老赵、李白先后拉了上来。

由于严重缺氧、加上救援时用力过猛，继续前进时黄荣眼前一阵阵发黑，一个趔趄双脚扎进了一个冰堆里。拔出时发现绑了些羊毛的草鞋黏在了雪坑里没能拔出，转眼双脚就冻得发紫。大家给黄荣换上备用草鞋后，你扶着我、我搀着你，相互鼓励着一步步翻过人迹罕至的夹金山。

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根据组织的安排，李白和黄荣、郭隆辉分别调到四方面军不同的电台。会宁会师后，由于黄荣、郭隆辉所在电台又随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甘肃、新疆。等他们历经了 “九死一生”的磨难回到延安时，比他们先一年到达陕北的李白，已派往上海秘密电台。

后来，黄荣到新四军江北任指挥部先后任通信大队大队长。郭隆辉派往皖南新四军总部任电台报务主任。皖南事变时，他随曹丹辉大队长一直坚守到叶挺谈判被扣后，上机向江北华中总指挥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48年12月30日，就在第三野战军直抵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时，李白在拍发一份重要军情电报后，不幸被捕。1949年5月7日，在当黄荣、郭隆辉随三野进军上海时，李白却被敌人残忍杀害。

上海解放后，组织上很快找到了李白夫人裘慧英，把她安排到上海电信局工作。直到6月20日找到李白遗体，28日举行追悼会时，黄荣、郭隆辉才“见到”自己的“老战友”。

担任上海电信局局长后，为了传颂和发扬李白为了信念宁死不屈的事迹和精神，黄荣、郭隆辉等历任领导一直勉励裘慧英，一定要把李白的事迹回忆出来讲给后代，让红色通信精神代代相传。  

由此，先后担任过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上海邮电工会副主席的裘慧英，一直把传播先烈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使命。李白为信念宁死不屈的精神，一直在上海电信广为传承，深深地融入了企业的灵魂。

1983年起，离休后的裘慧英，还义务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做了千余场革命传统报告。1985年评为上海市先进离休干部，1989年评为全国邮电系统优秀离休干部，1991年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初心不改 开创辉煌

1952年10月起，华东大区邮电管理局机构先后缩减、撤销，曹丹辉奉命调任邮电部任长途电信总局局长、黄萍调邮电部工程局主持工作。上海电信局和国际电台等机构合并，组成了邮电部上海电信局，郭隆辉调往江苏接替黄萍担任江苏邮电管理局局长；当年三野“南下干部营”的教导员、党委书记，后一直担任上海国际电台军代表、台长、党委书记的刘化乡，担任了合并后的邮电部上海电信局的局长、党委书记；1957年上海邮、电两局合并后他又担任了上海邮电管理局局长。

刘化乡任职期间发扬红色通信重视科技和科技人员的传统，为上海和全国电信行业科研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领导了上海市内电话升位联网工程，发现、重用并向邮电部输送了一大批科技人才，领导筹建了邮电部的第一个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1964年，邮电部决定调他进京担任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

1958年，刘化乡南下时的老搭档、“南下干部营”副营长何永忠，从邮电部调来上海管局。一位当书记，一位当局长，又“搭档”干了四年，共同书写了上海电信的一段新辉煌。刘化乡调北京后，何永忠担起了上海邮电管理局的局长、党委书记的重担。

何永忠也是红色通信战线的老红军。他1932年参加红军赤卫队，次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万源保卫战中身负重伤，是280人敢死队中幸存80人之一。1935年，他带伤长征，两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1936年三军会师后又参加西路军，是两万多人的西路军中最后突出重围进入新疆的420人之一。1938年回到延安，先到军委三局53分队工作，后派往新四军，任四师的电台副中队长、新四军重建军部电台中队长。1949年任“南下干部营”副营长，领导接管浙江电信；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邮电管理局首任局长。1956年接替黄萍任邮电部工程局局长。1964年至1967年任上海邮电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1979年重新担任上海邮电管理局局长、书记后，他初心不改，领导上海邮电走向改革开放。

敞开胸怀 广纳贤才

上海解放后，国际电台在清理登记各电台人员时，发现有一批临时在电台领薪水的特殊“冗员”，他们大多是来自南京国民党交通部电政司及相关机构的业务和技术“官僚”。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时，他们和一大批通信设备一起，被裹挟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李宗仁的“政务院”动员他们带着设备去广州，上海的汤恩伯又“传话”，让他们带着设备去台湾。而这些专家大多对国民党当局信心全失，不少人已心向北方。于是，他们一会儿说设备需要重新打包，一会说运输车辆不够，有的干脆说身体不好或家眷需要安置，等等，反正就是一个“软磨硬拖”。结果，上海解放时，滞留在上海了。

国际电台军代表刘化乡感到此事重大，及时向曹丹辉局长作了报告。曹丹辉随即让自己的参谋周华生去详细了解情况。很快搞清：不仅国际电台有这种情况，在上海电信局和海岸电台也滞留着一批，总共有一百一十多人，其中有交通部的帮办，电信总局的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大多是处长及业务技术主管，还有不少是刚留学归国的学者。曹丹辉了解情况后，觉得这些人不能作为冗员遣散，应争取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个意见报告军委电信总局后，得到了王诤局长的支持。

于是，曹丹辉明确指示，对这些人，不仅不能遣散，而且要薪水照发、安排好生活。他还让副处长黄萍带领蒋熙奎、周华生、曹彬等几位参谋，在天潼路的海岸电台组织这批专家集中学习，做争取工作。经过学习、讨论，谈心、交流，消除了他们的顾虑，绝大多数专家表示愿意为新中国电信事业服务。

学习班结束后，根据军委电信总局的指示和大家的意愿，上海电信接管处把他们中的一批专家和当时上海电信单位的部分技术骨干，分批送到北京。正在筹备邮电部的王诤局长，亲自出面接待，和大家亲切座谈。虽然桌上仅有清茶一杯，但王诤局长的胸怀和诚恳深深打动了这些专家，大家纷纷表示响应国家号召、听从国家安排。

座谈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大家的意愿，这些技术骨干都陆续得到了重用。其中吴朔平等二十多位专家留京组建了李强兼任所长、吴朔平任副所长的电信科学研究所。1952年这个研究所整编制划给了国防科研系统，后成为了钱学森任院长的国防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朔平担任了五院的总工程师，梁思礼、沈家楠、黄纬禄等专家成为了我国导弹控制系统及航天、核潜艇科研的领军院士。朱伯禄等一批高级技术专家直接进入邮电部担任了技术领导工作。朱伯禄担任了电信总局总工程师；卢宗澄先担任邮电部设计局副局长、后担任邮电部科学研究院院长。侯德原担任长途电信总局副局长、设计局副局长期间，工作突出评为全国劳模；后担任了邮电部设计院院长，邮电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家治等一大批专家后来成为了邮电部科技局、邮电部科研院的领军骨干。

收回主权 联网升位

早在1882年，外国电话公司就利用殖民特权，由“公共租界工务局”核准，在上海的租界范围布设电话网络、开办市话业务，并一步步把电话网络的范围非法扩展租界以外的一些繁华区域。 

当中国官办电话开始建设时，他们又千方百计竭力阻挠，不允许中国官办电话局的线路进入租界，甚至电路穿过他们已经霸占的城市中心地区也不允许。导致了鸠占鹊巢的怪象：美商电话垄断城市中心地带的电话业务，而中国官办市话局却被分割在城区四周。而且，美商电话与中国官办的自动电话，技术制式不同、号码重复使用，两网相互分割，在同一个城市打市话，还必须通过人工转接才能连通。

上海解放前夕，在听取上海公共事业接管机构和电信业地下党的情况介绍后，为稳妥起见，决定对外国公司先由上海公共局派驻联络员方式行使主权。军管会接管上海后，在电信接管指挥处的支持下，上海公共局随即派出联络员进驻在上海的各家外国公司，并通过正式文告形式对外国公司涉及上海和国家治安的电报业务提出明确的限制要求。由于政府对电报业务有效管制，加上中国上海国际电台无线电业务的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外国电报公司感到在上海再无“擦边球”可打，以后几年就陆续结束了他们长期垄断的水线国际电报业务，关闭了驻沪公司。当时上海最大的国际电报外企——大北电报公司，则主动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了处理该公司在中国境内资产建议，后经上海电信局和大北电报公司多次协商，得到了妥善解决。

1950年11月下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对中国启动制裁。12月，中国政务院针锋相对，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30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军秘（三）字第10385号命令，宣布对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实施军事管制，任命后弈斋为上海电话公司军事管制专员。至此，1882年成立，历经丹麦、英国、美商经营了68年的、由上海电信员工辛勤劳动而创造和发展的美商电话公司，成为了中国主权经营的公司。1952年2月，原美商电话公司全部并入了上海市内电话局。

历史给上海电话留下了一个非常复杂而混乱的网络摊子，但是统一的市话局组成后，管理体制和生产关系理顺了，为系统解决上海电话网络混乱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

1953年邮电部上海电信局组织专门小组研究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上海电话号码升6位的方式，对两个电话网同步进行技术改造。彻底解决两网号码重复混乱，五位号码所剩无几的难题，实现上海自动电话交换网的联网互通。

上海电话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本地网，电话设备极其复杂，把原来的两张网络一步改造为一张6位号码的同一网络，国内无先例，国外也罕见。升位改造规划得到邮电部批准后，上海电信局首先组成了一个方案研究组，用一年多时间，摸清了网络的技术家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大难题一一攻克，最后在1955年形成了升位联网工程的整体工程方案。

1956年10月，相关部门组成了以市话局为主的工程委员会，凭着自己的技术力量全面启动了这个复杂升位联网工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1957年9月1日零时，顺利实现了上海全市电话的升级联网，把上海电话网带入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宰的、统一的电信网络新时代。

原载《文汇报》2021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