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 艰难起步   通信弱 起步难

以“钟英”署名的中央信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是，建党初期，党的组织工作缺乏经验，非常薄弱，交通通信工作起步迟，留下了一段通信弱、起步难的历史。

——陈独秀履职3个月被逮捕

1921年，党的“一大”在上海举行。7月30日晚，有陌生人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不速之客是敌探，随即中止了会议。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建议将会议改在她老家浙江嘉兴南湖的一个画舫上继续举行。

1921年秋，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开始履行总书记职责。各地来信都是通过公开的邮政系统直接寄到他在法租界的家中，各地来人也是直接在他的家中见面。如此集中的通信和人员往来，致使他的住所很快就被巡警盯上了。

1921年10月4日，上海老渔阳里2号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正在家中与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谈话的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一起被逮捕到法国巡捕房，身份暴露。

——“钟英”女士与“中央”信箱

陈独秀出狱后，为了避免新住址被巡捕房盯上，中央决定让在商务印书馆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笔名茅盾），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建立我党第一个“交通点”，茅盾因此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红色“交通员”。

沈雁冰，1896年出生在江南水乡乌镇。12岁参加中学会考时在作文中豪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17岁便考上了北大预科。1916年，20岁的沈雁冰来到上海加入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英文部仅仅一个月，就提笔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经理张元济写信，犀利地指出《词源》中的谬误，得到赏识，调到国文部。1920年，年仅24岁的沈雁冰受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当家期刊《小说月报》的主编，他大刀阔斧地对这份以往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文学刊物进行全面改革，倡导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广泛欢迎，发行量很快从不足两千飙升过万。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腔热血的进步青年沈雁冰结识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早期共产党人，加入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为李达主编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杂志撰写了文章《自治运动和社会革命》，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美国共产党党纲》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等重要文献。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1921年秋，陈独秀回上海负起总书记职责。不久住所暴露，他和夫人高君曼被法租界巡捕房先捉后放。而此时，各省党组织相继建立，党中央和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及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因我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党中央就派我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收’，我则每日汇总后送到陈独秀出狱后的新住所。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宾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姓名住址上报中央。”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共中央局开始运转。各省党组织相继建立，党中央和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茅盾代收的邮件逐步增多，混在来稿里的邮件有时也被误拆。“一大”纪念馆的徐明副馆长介绍，因为“钟英”很像女士的名字，书馆同事以为茅盾结识了新的女朋友。茅盾的挚友、后来接替他主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知道茅盾“惧内”，还以此搞笑，要敲茅盾的竹杠。直到有一天，他无意拆看了一封邮件，方知其中“奥秘”。好在叶圣陶一直倾向进步，此事未被泄露，柔弱的通信枢纽方可得以维持。

——为何毛泽东到了上海没能出席“二大”？

仅有茅盾这个信箱和联络点，党的交通工作显然是非常薄弱的。毛泽东到了上海却没能参加党的“二大”，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关于党的“二大”代表人数，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遗留问题。按照会议通知文件，“二大”正式代表有12位，但是，史料记载的到会代表只有11个名字。另一位是谁？党史专家大多认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七大”发言中说，“七大”以前党的代表大会，单数我都参加了，双数没有参加上。毛泽东为何没能参加“二大”？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写道：“毛说，那年冬天（1922年1月），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二大”展览馆的研究人员解释，因为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中途受到巡捕干扰，“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采用了机动保密的方式。一个月的会议仅开了三次全体会。大部分时间是按分工分头研讨修改文件。现在，上海静安区辅德里的“二大”会址——李达的居所，实际上是开幕那天的会址，以后两次全体会议在哪里开的，至今也未查考准确。这既反映了“二大”会务安全措施的进步，也反映了当时交通能力的薄弱。

点线单不成网

“三大”“四大”前后，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的交通联络工作的探索，有了一些功能单一的交通站和数量稀少的交通线，但一直没有形成交通网络。

1924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关于《党内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首次提到“交通”问题，但仅写道：“组织部之下应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但其职责写得模糊不清：“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

“三大”主要是研究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三大”后，中国革命进入国共合作时期，之后我党的交通工作实际上是在国共统一战线的体系下发展的。

据茅盾回忆，1926年1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成员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组织让他留在广州，作为秘书协助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的工作。其间他曾被派往上海，接替恽代英兼任过的宣传部设在上海、负责分发宣传资料的交通站的工作。显然，那个交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国共合作的宣传部领导下、服务国共统一战线的宣传品发放中转站。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从“宣传性政治小团体”转变发展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奠定了基础。会后，党的组织在工农运动中蓬勃发展，党员人数几年增加10倍。为了适应群众斗争的需要，我党第一次把交通工作提上了日程。

在“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央组织部工作计划的第二条指出：“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也是中央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因此，中央组织部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兼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之间之交通。”

交通和通信，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都是communication。在古往今来的中文中，“交通”一词也包括运输和通信两个方面。秦始皇修驰道，一是解决中央政府到三十六郡县交通运输的问题，更是为了形成古代通信的邮驿网。在我党的红色通信史上，交通一词也是通用的，那时我党一不管铁道，二不开轮船公司，党的交通主要是指党的书刊宣传资料的发送，也包括文件、信件直至人员的接送。

“四大”不仅把交通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体现到大会决议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只可惜，这么重要而繁重的工作，在中央机关仅设一个“岗位”。尽管如此，“四大”布置的这项工作也没有得到落实。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通告，指出：“大会认为本党的秘密行动之下，使本党印刷品物传播到党的群众和深入党外群众中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所以大会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特别是第八条内规定交通的职务，并在第九条内，详细说明党的印刷物的重要。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两次决议，曾经在1925年2月8日、3月6日、4月17日各信中要求各级负责同志从速办理，报告中央，但各地对于中央组织部几次的信，均未曾有过详细的报告，尤其是2月8日关于交通的要求没有切实执行，因此使党的组织上在最近发生以下危险和困难：（1）本党一切印刷品，受邮局严查，完全不能邮寄；（2）各地不早拟定妥当地址及办理交通负责人，致使党的印刷品，不但不能深入群众，而且与各级党部断绝关系或发生故障。以上的事实就是使党内教育与对外的宣传大受损失，甚至停顿！”

直到1926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等政治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交通。

据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机要交通总局局长的第一位干线交通员王凯回忆：“1926年春，我在中央机关见到了王若飞秘书长，他对我说，为了加强与各地联系，决定调我到中央专搞地下交通工作。”“当时从中央到大区仅有三条交通线，一条是上海到北方局的，一条是到南方局的，还有一条是到长江局的。除了与北方局的交通由上而下，其余两条线都是由下而上。这样中央的专职交通员就我一个。”

可见，当时全党的交通网仅有三条线，其中由中央局直管的仅有一条线，而且只有王凯一名专职交通员。

“八七会议”推动崛起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和思想。他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仅仅开了一天的“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问题，而且对党的交通通信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记录显示，下午在研究组织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就交通通信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交通问题是一贯的问题，不单是中央与省的交通问题，应在全国组成交通网。”任弼时、李维汉也在发言中呼应毛泽东的主张。

最后，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之“D.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增加了第五点，明确提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散发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机关组织，建立中央直属的交通局。

8月21日，中央以“吴世荣”的署名发出了《中央第三号通告：建立党内交通网》。摘要如下——

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临委：

“八七”紧急会议议决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全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责有二：（1）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2）兼打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中央同时决定，暂在中央所在地设中央交通处，在上海设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方局及江浙间交通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属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局所辖各省由南方局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

“八七会议”以后，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并部署在工农运动条件较好的湘鄂赣粤等地发动“秋收起义”。为了适应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需要，从中央到各地都明显加强了红色交通工作的部署。

中央军委在给各省军委的文件中，要求“军事通信须根据需要的程度，设立独立的交通网，因为军事消息，应特别采用单独的秘密，与一般组织的宣传的秘密，丝毫不能混乱”。

湖南省委在工作计划中提出：省委与各重要区域要设法建立迅速的交通，要指派熟悉地形的同志担任交通工作，并决定拨款一千元作为交通费用。

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中提出：省委应派得力同志指挥临近各县的武装暴动，同时建立与省委的密切联系，设专员交通和密码电信。各县与省委之间要“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信”。

从此，红色通信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一样进入了一个自觉、自主的发展崛起时期。

红色档案

茅盾——我党最早的交通联络员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在浙江嘉兴桐乡市乌镇，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主编《小说月报》大获成功。1920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转为中共党员后不久，开始利用工作之便，负责收转各地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秘密交通联络员。1925年，出席国民党“二大”后，留任国共合作的中央宣传部秘书。1926年，返沪负责宣传部的宣传品转发站工作。1927年1月，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4月，任汉口《国民日报》主编；7月，汪精卫清党后，从武汉赶往南昌途中阻于牯岭，与组织失去联系；9月，潜回上海开始以茅盾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作了《子夜》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1937年，偶遇周恩来，开始辗转各地开展抗日文艺活动。1940年4月，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10月，从延安到重庆，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常委。1949年7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1981年3月27日，逝于北京，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生前请求和一贯表现，决定恢复他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王凯——党中央第一位干线交通员

王凯（1901- 1970），曾用名王警东、黄茂源，福建省闽侯县人。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2月，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任莫斯科留学生支部委员。1925年回国，历任中共上海地委工委会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铁路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4月，调到党中央任中央秘书处与北方局之间的专职交通员。1927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外部交通（外埠交通）主任。1928年，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在狱中担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经党组织营救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在桂林找到党组织，随后在桂林设立地下交通站，负责党中央和南方局的联系。1941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机要交通岗位上再次被捕，经党组织营救获得保释。1941年，奉命前往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任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军邮局副局长，国务院机要交通总局局长。1956年当选党的“八大”代表。1964年当选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1970年4月9日，不幸含冤去世。198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追悼大会，为王凯同志彻底平反。（责任编辑 曾娅 版式设计 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