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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短波“风口” 敏锐切入
武锁宁 曾娅 2021-02-25 人民邮电报

通信博弈 赶上机遇

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通信,在与拥有全部国家资源的国民党当局的信息博弈中,之所以屡得先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握了当时最先进、最活跃的信息竞争手段——短波无线电技术。

无线电波是个大家族,其成员按波长可分为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毫米波,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本领。但是,开始人们对各频段的无线电波性能不熟悉,以为无线电波都是直线传播的,一旦偏离直线,电波就会被地面阻挡或吸收,因此认为电波频率越长,传送的距离越远。尽管俄罗斯人波波夫和意大利人马可尼1895年就同时发明了无线电通信,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人类仅仅开发使用了波长1千米~10千米的长波无线电通信。而长波通信对无线电台的选址和设施要求都比较高,如果传播方向遇到高山阻挡,不能“直达”,就必须在高处建设中转站接收后再转发,这样的无线电报和此前已经普遍使用的有线电报相比,优势不大,所以无线电报发展速度不是很快。

100年前,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意大利罗马的郊区突发一场大火。情急之下,一位无线电爱好者用处在短波频段的无线电报设备,明码发出一条呼叫救援的信息。这组信号被远在1000公里之外的丹麦的一个正巧也调在短波频段的电台意外收到。开始收报者以为是丹麦当地发生了火灾,想通知有关机构救援,但是怎么也搞不清火灾的具体地址,再细看电文,发现上面写的街道地址远在意大利罗马城郊。

这偶然的一收一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这组无线电信号是怎么从南欧翻山越岭传到1000公里以外的北欧的?

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和研究,到1923年,科学家终于搞清:原来短波无线电可以在地面和地球的电离层之间多次折射传递,把信号送到很远的地方。

这个发现表明,两个处在波长10米~100米短波频段的电台设备,只要频点对准,中间不需要任何设施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远距离的信号收发。这种短波电台不仅比有线电报设点灵活方便,而且设降低,充分彰显了无线通信的优势。短波电台的爆发式增长由此出现。一时间,全世界军界、商界纷纷购买无线电设备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无线电的火爆程度不亚于2000年前后备成本比建设长波电台大大席卷全球的互联网热。

在中国,短波无线电投入大规模使用是北伐战争后的事。黄埔军校第一期到第三期不仅没有交通通信这个专业,连无线电通信课程也没有。1925年7月到1926年9月的黄埔第四期,才有了无线电课程。后来在国共无线电信息较量中,黄埔四期的将领普遍比黄埔一期的将领更善用无线电。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才有了小规模的短波无线电装备。直到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1928年6月兼并了刚成立半年的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黄埔六期才有了无线电交通专业。第一批学员于1929年2月后陆续毕业,国民党军队才开始大规模装备无线电台。

显然,短波无线电技术“风口”的出现,给1927年“八七会议”后走上武装斗争道路、重视发展红色通信网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从起点切入短波无线电技术竞争的难得机遇。

敏锐察觉 迅速布局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以及他当时使用的名片。

无线电技术“风口”很快被中国共产党人发现。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是我党最早注意到无线电台的领导人。他的敏锐察觉和及时布局,对于我党及时切入无线电竞争具有开创性意义。

北伐战争后,国民党阵营内部党、政、军、特各部门,都觉得短波无线电需求多、投资少、获利快,纷纷争取无线电设备采购权和发展权,争得不可开交。为平息矛盾,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专门召开临时会议作出决议,把无线电台发展权全部转归新成立的建设委员会。主管电政司的交通部当然不服,拒不移交。僵持到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次全会又作出决定,把无线电转归交通部管理,才算平息矛盾。

就在国民党内部忙着争夺短波无线电控制权的时候,曾担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敏锐察觉到短波无线电对信息竞争的重要性,他迅速开始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秘密无线电台的努力。

1928年年初,国民党“中统”在上海招生培训无线电人员,周恩来让钱壮飞将计就计把李克农、胡底一起拉进了“中统”,使他们三人成为我党嵌入南京、上海、天津敌特三大无线电情报关口的“龙潭三杰”。

同年6月,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相继在莫斯科举行。6月6日,先期到达莫斯科筹备会议的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代培无线电人员的申请,得到共产国际的应允。

在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电台。

“六大”闭幕后,周恩来没有马上回国,又亲自去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从在读留学生中选出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秘密参加“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收发报技术;接着又从留学生中选调涂作潮、宋濂等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周恩来回到上海不久,经他提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央特科的第四科——交通科更名为通讯科,专门负责无线电的创立和业务工作。

192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秘密来到交通科科长李强的住处。他轻轻掀起窗帘的一角,望着由近及远的万家灯火,若有所思地问:“你看这大上海,大街小巷本来没有我们共产党的立足之地,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天空中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

李强没有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半开玩笑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特科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

周恩来摇了摇头神秘地说:“搞飞机是将来的事。不过,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正在李强纳闷的时候,周恩来拉上窗帘,对李强严肃地说:“为了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党的无线电台。你们交通科从现在起改为通讯科,专门负责电台的建设和业务工作。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负责研制发报机。”

李强这下明白了周恩来的意图,但想了想又有点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从来没和电讯打过交道,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

周恩来鼓励道:“不会可以学呀。炸药、手榴弹不是你的专业,不也搞出来了吗?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你的。”

周恩来不仅这样要求李强,也身体力行带头学习钻研无线电技术和应用知识。考虑到无线电是一种广播式通信传递方式,一个无线电台发出的电报码,可以被处在相同频点的所有无线电台收到,安全风险很大,必须通过密码设计和管控来保障安全。尤其是用于机要通信的密码,必须由少数人小范围掌握,绝不能泄露。为了保证无线电通信的安全,在学习研究了编码规则的基础上,周恩来结合中国古代的一种传递暗语的方式,亲自制定了一种只有我党几位核心领导和机要译电员知道的密码方案。因为早年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时,周恩来的秘密代号是伍豪,所以这套密码被称为“豪密”。据史料记载,由于这套密码编制的方案很特别,国民党一直没能破解。

时间,是信息价值的函数。同样一条信息,博弈双方谁先掌握,谁就将获得竞争的主动权。而获取和传递信息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周恩来超前细致的布局,使我党在无线电通信技术上几乎和国民党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为我党把握无线电技术机遇、与敌人展开电波暗战,开了一个好头。

夜以继日 研制设备


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旧址位于上海延安西路420弄(原大西路福康里)9号。

李强这个名字,也许现在不少年轻人感觉比较陌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党的红色通信历史上,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他都立过赫赫功劳,留下深深足迹。他是在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秘密电台的研制者、第一个电台的开创者,也是第一次远程无线电通信的开拓者。

1928年11月,李强接受创建秘密无线电台的任务后,立即全身心投入新工作。当时,无线电还是一项新技术,找不到相关的中文书刊,李强就凭着外语功底,找来一些英文科技期刊,自学无线电知识。

同时,他请朋友帮忙,“混”进一家电器公司“闲逛”,观摩装配工人的操作。晚上,他在上海东有恒路一栋挂着“绍敦电气公司”牌子的骑楼上(实为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自己动手开始夜以继日地实验攻关。后来,他又设法通过内线,从另一家公司借回一台发报机,连夜解剖、测绘,再“按图索骥”购买或制作零部件。

就这样,通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数次失败,经过刻苦钻研,李强于1929年春末研制出我党的第一台收发报机。因为莫斯科培训的报务、机务人员还没回国,李强就先利用掌握的技术,组装了几台收发报机,悄悄拿到上海码头的大轮船上推销,而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了一些钱,增加了特科的收入”。

为加快进度,1929年下半年,李强又和在国内学成的我党第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张沈川牵头,在国内组织了第一期培训班,培训了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一批无线电报务员。

1929年冬,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一幢石库门的三层楼房里搬进了一家新住户。“男主人”是在国内培养的我党第一位报务员张沈川,“女主人”是从苏联学习无线电回来不久的蒲秋潮。这对“假夫妻”就在这里用李强研制的收发报机,开始以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收录无线电信息、发出测试呼号,中共的第一个无线电短波电台就这样诞生了。

1929年12月,李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香港,为我党的第一个远程电台——南方局电台选址。1930年年初,他化装成富商,带着在上海接受了秘密培训的黄尚英和自己研制的收发报机,第二次前往香港。到香港后,李强他们刚要下船,突然来了一个英籍警察,李强“阔绰”地递给警察四块钱,警察点点头,在他们装着电报机的两个大皮箱上用粉笔画上“已检查”记号。
接着,他们来到九龙弥敦道一座四层中式小楼,很快将电台设备安装好,李强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波长和呼号,让黄尚英向党中央发出信息。在上海电台值守的张沈川和他“太太”很快收到了这个稳定的信号。接着,李强、黄尚英用“豪密”给党中央发来了南方局的第一份密报,电文交到中央后,邓颖超用“豪密”译出了这份密电,从而实现了我党电台的首次远程通信。

李强在香港创建南方局电台时,正赶上邓小平同志经香港去广西组织百色起义。李强把南方局秘密电台的呼号、波段告诉小平同志,并约定了联络时间。百色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就通过这条电报通道,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起义情况并得到中央的指示。

红色档案

李强——我党红色电信的创始人


1944年5月1日,李强获得“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毛泽东专门赠给他一幅“坚持到底”的题词。

李强(1905年9月26日-1996年9月29日),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南洋学堂土木工程专业,五卅运动中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6月入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后回乡创立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并为上海工人运动成功研制炸药。“四·一二”政变后,到武汉任中央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中央机关撤到上海后,担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亲自装配了中央第一套无线电设备,领导创建了党中央的第一个无线电台。顾顺章叛变后,李强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在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联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载入苏联百科词典。抗战爆发后,回延安领导创办军工系统,并兼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军委三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建成了“新华广播电台”井陉天户村3000瓦大型广播发射台,组织领导了北京、南京、上海广播电台的接管工作,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1949年5月,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第一副局长;11月起,先后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无线电总局局长和国家无线电广播局局长。1952年8月,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56项工程的引进实施做出巨大贡献。1973年-1981年,任对外贸易部部长,为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繁忙的政务商务工作之余,他还对信息技术一往情深,从1955年起一直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离休前后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上海贝尔程控交换设备生产线的引进工作。